丁聪的自画像

　　年近九旬的漫画家丁聪和另外两位漫画家方成、缪印堂一起出了套书：“我的漫画生活”系列(《五洲传播出版社》)。紧接着，中国文联出版社又出版了“民国漫画系列”，丁聪的父亲丁悚的《丁悚漫画集》是系列之一。

　　在日本、台湾漫画盛行的时代，这些讽刺漫画的出现，令很多读者在欣喜之余也有些讶异。

　　阳光明媚的春日，我们如约来到位于西三环的丁聪家中。听见门铃响，丁老亲自走来开门。他的气色很好，戴着黑边眼镜，穿着黑色的夹克棉服，笑眯眯地把我们迎进屋。

　　屋里的光线并不好，蓝色的印染窗帘半垂着，落地灯闪着昏黄的光。唯一多的是书籍，四处凌乱地堆放着，显然主人没有时间清理，有些尘封的书没有打开，落满灰尘。但是丁聪和夫人是那么幽默诙谐，与他们的谈话如沐春风，似乎房间每个角落都溢满阳光。

　　读书报：您为什么会选择漫画作为自己一生的职业呢？

　　丁聪：我上的中学是上海一所教会学校——上海清心中学。在中学时，我就喜欢画画，也许是受到父亲丁悚——一个上世纪20年代的老漫画家的影响。父亲很好客，我们家经常是文化界(电影、京剧、话剧、美术)聚会的场所。常来的画家有叶浅予、张光宇、鲁少飞等，他们都是著名的漫画家。他们经常在我家切磋画作，我也在旁观看。我父亲和他的朋友都喜欢京剧，画家们看戏时总带着速写本，于是我也学他们随身带着速写本，随时随地地画。

　　很多人问我为什么选择漫画，原因很简单，父亲不赞成我画画，说不能养家糊口，他画画都在办公室外，家里没有纸张、画具，他也不给我买。而我一个中学生没有钱，油画和水彩画材料都很贵，我只能用随手可抓的练习本画。我初期的速写和漫画都是画在拍纸簿(即练习本)上的。

　　读书报：在您的创作过程中，谁对您影响最大？

　　丁聪：在画家中，我最喜欢张光宇，也最佩服他，不但因为他画得好，还因为他思想开放，追求变化，讲究造型，他家还有很多外国画册可供借鉴。所以我总是跟着他，学习他，如果问我谁对我影响最大，我会说是光宇先生，他是著名漫画家，《中国漫画》杂志创始人。解放后，著名的动画片“大闹天宫”就是他做的人物造型。我的笔名“小丁”也是他起的。

　　读书报：您创作了很多电影漫画和电影明星肖像，什么原因使您跻身上海漫画界？

　　丁聪：由于京戏速写画多了，技巧也比较熟练，于是开始画一些生活速写和漫画。到上高中时，因父亲有朋友在电影公司搞宣传，编电影公司的《联华画报》和《新华画报》，他们让我帮忙，我就成了业余编辑。结合电影画报的需要，画了不少电影漫画和明星们的肖像。如当时的大明星王人美、黎莉莉、金焰等。同时，也给其他漫画刊物投稿，当时很多报刊上经常都能见到我的画，一个中学生就这样踏入了社会，并挤入当时上海的漫画界。1936年，我还不到20岁，就参加了上海第一届全国漫画展。

　　读书报：在《我的漫画生活》新闻发布会上，主持人要求您选出自己最喜欢的一幅漫画拍照，您选的哪幅？

　　丁聪：我画的很多漫画，画过去就过去了，没有特别喜欢的。我那天选的是1947年画的长卷的《现实图》。当时由于身在国民党统治区，我画了大量“反蒋，争民主”的画，上了国民党的黑名单，在上海待不下去，随着茅盾等人去了香港。我到了香港以后画了《现实图》。我在《现实图》里一下画了两个蒋介石形象过过瘾。因为在国民党统治区是不让画蒋介石的。

　　读书报：《现象图》画出了反动统治下的“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的现实，在大后方展出后轰动一时，也使反动当局恨之入骨，可时您仍然用手中的笔，对黑暗的社会底层进行挖掘揭露。您在成都创作了不少以抗战为内容的漫画，还做了以成都社会为主题的长卷《现象图》以及不少反映地方风俗、民间生活的速写与素描。

　　丁聪：《花街》就是那时候创作的。1944年夏天，我们筹了一笔钱去都江堰和青城山，在山上遇见了国画大师徐悲鸿，他看到了我的几幅作品，并且要了几幅，其中就有《花街》。当时成都有很多外国人，他们拿到美国去，在美国杂志上发表(1945年)，影响很大。后来这幅画被捐给美国一个博物馆。当时，陈白在编《华西晚报》文艺副刊，要我画一组连载的画，我就在凉亭里画了鲁迅的《阿Q正传》24幅。庞薰琹、吴作人又把我弄到省立艺专去教书，这时我才算有了正式的工作。

　　读书报：您画了那么多讽刺漫画，如何理解讽刺漫画？为什么讽刺漫画少了？

　　丁聪：我现在快90岁了，还在为《读书》画，仍然是画政治社会讽刺画。我仍然觉得有责任画讽刺画，也有读者也还爱看。我觉得年纪大一点的人更关注这些。我也不评价自己的漫画，看见什么不平的事，就想表达。漫画就是对不平的事讽刺。我父亲也是画家，也画讽刺漫画，我从小受他影响。

　　读书报：对于当下盛行的漫画，比如从日本、台湾引进的动漫画，您如何评价？

　　丁聪：我不画幽默画，也不看那些动漫画，所以没法评价。各人画各人的画，这不矛盾。大多数年轻人喜欢轻松的动漫画，讽刺漫画比较沉重。不同的漫画有不同的读者对象，时代不一样了。不能拿这两种漫画比较，不能生存就淘汰，能生存就说明有生命力。

　　读书报：您的父亲丁悚出书，是怎样的过程？看到父亲的书，您本人有什么感受？

　　丁聪：我很高兴。我没有一幅父亲的漫画，我连自己过去的画都没有保存。现在出的父亲的书，是从图书馆中搜集的。父亲画的也是讽刺当时社会，他很有正义感。但是我看着不过瘾———我看自己的画也是有这种感觉，总觉得过去画的东西还都不够好。

　　读书报：可以谈谈和《读书》的合作吗？直到现在，您仍然和陈四益合作为《读书》杂志画漫画。

　　丁聪：1979年《读书》杂志创刊，我被邀请设计封面、版式并担任编委。《读书》是粉碎“四人帮”以后，针对社会上“读书无用论”的流毒第一个站出来公开呼吁人们重视读书的杂志。开始是作为美编来工作，80年代和陈四益合作。他先作文，我配画。陈四益的诗政治性很强，也是讽刺性的，我们是一路。开始《读书》上用的都是作家照片，印出来不清楚，所以我就把照片画成头像，所以很多人以为我是专门画肖像的。

　　读书报：您画了这么多年画，抗日战争时期就参加过不少画展，1945年 1947年画了不少“争民主”的画，1957年后的20多年里，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您没有条件发表漫画，但也一直在画。这么多年，您的漫画风格有变化吗？

　　丁聪：我的风格一直没有变。我就是画政治讽刺画，我最不懂政治，但我总归相信共产党。我做什么事都很规矩，很认真。我想变，可是变不了了。

　　读书报：您画的很多影星，我看都不是美的，是不是太夸张了？

　　丁聪：影星是美的，漫画都是不美的。漫画都是夸张的，而且是把缺点夸张了。但是漫画的味道也就在这里。我觉得现在武建军的肖像画是画的很好的。

　　读书报：我看到书里面，您对女人的画有一段精彩的话：“30年代初，读高中时所画的速写，当时因不好意思画女人，故多为背影或侧面像”。您对女人是什么看法？

　　丁聪：我40岁还没有结婚是因为怕女人。我在影视圈里，看到他们的婚姻恋爱很不稳定，有些怕。我在这方面很保守，如果结婚了，她把我“扔掉”我受不了。所以老伴和我结婚，我应该一辈子感激她。我有两个没想到，一个是现在看到两个孙子，是没有想到的事，我结婚晚，儿子结婚也晚，没想到还能看到两个孙子；还有一个没想到的是，我快90岁了还没有搁下笔。漫画构思很难。你总要挑毛病。但是我就是想画画，人是生活在社会中间，只要脑子还没坏，身体没坏，还能看书看报，出去交往，总能找到反映社会问题的素材。我最近在《读书》上发表的就是反映国民生产总值的泡沫问题。

　　读书报：我看到您的书里，给夫人只画了两幅画，其中一幅还是和儿子的合影。

　　丁聪：那时我刚从“北大荒”回来到北京，因没摘“右派”帽子，没有单位接受，在家闲得无聊，给儿子、老伴画画，还画了大杂院宿舍、颐和园等等。

　　读书报：您现在的生活状态是怎么样的？

　　丁聪：我们的生活很简单，有空就画画。我这个人没闲过，没请过一天假。包括劳动。你不让我画我是最受不了的。不管是下放劳动还是其他时候，我总得画。那些年代我生活得很痛苦，都是画画支撑着。我一辈子做了什么，画里都有。另外，有时跟朋友聚会，都是八九十岁的老头。有时候参加会议，电视、杂志、报纸记者三天两头来，“轮番轰炸”。老伴除了不会画画，剩下的事都是她干。没有她我就不能活。

　　采访的过程中，丁聪老是因为“跑题”被夫人拉回来。这时候，他双手合起来对夫人说：“谢谢你又把我拉回来！”然后他又对我们说：“在家里我总是听她的。她老‘压迫’我。”夫人则笑道：“家里一来人他就控诉我。”

　　有天趣的人就是天才。人幼稚时个个是天才，长大后天才就少了，但一个人的天趣亦非不可以长久保持，天趣是可以长生的。所有的大师使天趣可以长久保持，丁聪是这样的大师，因为他的天趣是可以长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