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巴颜喀拉》是中国美术史上最富民族精神、最具震撼力的史诗性水墨人物长卷作品，被公认为中国21世纪艺术的辉煌代表。长卷以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为构思依托，用群像式的构图，从黄河之源圣山巴颜喀拉画起，通过一组组苍茫凝重的艺术形象和和浩然大气的结构安排，寄寓了大河东流去的万古豪情，彪扬了中华民族赖已生存，发展并能够自豪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黄河文明，作品其高昂的立意，恢弘的气象，精湛的刻画和独具个性的艺术语言，跻身于经典之列。把20世纪中国水墨人物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

　　长卷高1.88米、长121.5米、具体描绘可266个神态各异的藏民人物。全画共分圣山之灵、开光大典、朝圣、哈达、玛尼堆、劳作、歇息、葬戏、赛马、天路10部分，可谓惶惶巨作。巨作展示的是藏人浩荡的群体形象：对自然和祖先的敬畏、庄严的开光仪式，虔诚的宗教礼拜，浩荡的朝圣队伍沉重的手工劳作，亲和的行旅歇息、节烈的赛马运动，复现神灵的奇异藏戏、魂归天国的“天葬”……用中国画传统的长卷形式刻画人物而使观者萌发一种巨大的力量意识进入崇高，始于这卷《走出巴颜喀拉》。

　　长卷最初创作的母题是黄河，作为中华文明的发祥地和哺育者之一，黄河历来被看做中华民族的象征，画家的思路是：文明的源头——黄河，黄河的源头——巴颜喀拉，标志着一个伟大文明的诞生。在画家的笔下，黄河的精神形象就转换成了巴颜喀拉藏人的形象，对巴颜喀拉人的情状、性格和气度的刻画就具有了象征意义。由于画家精力时间所限，最后完成仅仅是他构想中第一段，即河源部分。

　　《走出巴颜喀拉》原是应一位收藏家之请而作，未久那位收藏家病逝，收藏之约随之烟消云散，但这并没有影响画家创作的热忱和全力投入。长卷自1988年始至1998年画家去世时，尚未彻底完成。其间，画家为收集资料，体验生活感受蛮荒，连续3年3次西行。单人奔赴青海藏区、甘南藏区，在长达10年的岁月里，画家一遍遍描绘那壮阔的宗教场景，澎湃的人流，主人公强悍的身躯、皲裂的大手，铸铁般的面容，感受他们的奔放、粗豪、坚毅和野性的生命力。体验他们的真挚、信仰、团结、幻想和憧憬，同他们一起踏冰雪、沐长风、浴烈日。颂扬绵延无穷的生命激情，而不是淡漠的功利主义，推崇本真的人性，而不是人性的异化，充满了自豪和自信，没有丝毫的软弱和怯懦。画家在画室里面对十数米长的段落上的几十个真人般大小的人物形象，常常需要反复画三四遍甚至五六遍才能完成。

　　《走出巴颜喀拉》展示的是藏人浩荡的群体形象，以近景正面（或正侧面）刻画为主，不同于参面为主的传统结构方式，令观众有相对而视迫之眉睫的切近感，有益于形成强烈的视觉冲击。全面以迫近观众视野的近景为结构的基本框架，横向展开的气势连绵不断，使画面鲜果跌荡起伏，排山倒海，惊心动魄。

　　主要以光影塑造面部，以线刻画衣服、什物，使光影画面与线描结构形成对比、互补和统一。是作品的突出特点，李伯安为了为了求得如重拳出击的效果，创造出一重“加精加宽”、“重而平实、不求墨韵”的线，并把这种线与光影适时的结合起来，使水墨充满可能性和魅力无穷。起绘画语言，已完全打破传统绘画藩篱而卓然自成一家。走出一条既非传统，又非纯西画的广采博纳，西为中用的新路子，创造出一种博大雄浑、粗壮有力，适宜表现大题材、大场面的新型国画语言。

　　《走出巴颜喀拉》对中国人物画艺术语言的许多曾面都有突破性的成功尝试。例如素描造型的运用与中国画传统线描的结合，个体人物形象的塑造与长卷式整体人物组合和展开的关系，人物的具体刻画与水墨语言的适当结合整体描绘的厚重感与笔墨灵动性的适当结合等方面，《走出巴颜喀拉》都是是成功是范例他引版画的块面与雕塑的体量入水墨，融写意、再现和表现于一体大大加强了人物造型的厚度、力度和性格刻画的深度，大大提高了中国画的表现力。

　　李伯安创造的艺术形象新鲜、生动，富于个性和激情。生命的体验在李伯安塑造的形象上留下了很深的烙印。他采用的是一种典型化的形象塑造。长卷中那铺天盖地地潮涌般扑面而来的一群群劲健粗矿、坚实有力、强悍 和顽强向上的民族精神的人物，成为生命的象征和力量的象征。

　　《走出巴颜喀拉》饱含着画家对生命意义的思考，对生活的苦闷以及对艺术的追求，显示出艺术家对生命状态发自肺腑的热切关注和对整个中华民族的深切关怀，表现的是中国人民抗挣、希望、奋斗的生命力量和顽强向上的民族精神，画中的内容远远超过了一般的民族风情，通过对民族这一特定中国少数民族人物形象的描绘，达到了厚重的历史沧桑和巨大的精神包容量。《走出巴颜喀拉》的出现，为20世纪中国人物画创作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