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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众文化变为小众文艺 文学插图缘何遇冷?
文章出处:人民网  作者:人民网  人气:  日期:2014-12-07    

 


  上图为张旺为江南的小说《商博良》创作的数字插图,鲜艳的色彩和斑驳的壁画效果均是用一种叫做“数位板”的电子设备绘成。他认为,“善工不择笔”,现代技术完全可以沿承传统艺术,并为之注入更蓬勃的生命力。



  黄永玉为民间文学《阿诗玛》作的插图。



  上图为哈博特·奈特·布朗为狄更斯小说《大卫·科波菲尔》作的铜版插图。

  文学是抽象的语言艺术,但有趣的是,一旦说起某部作品,往往是一帧图像先在脑海中跳脱出来。《西厢记》里的崔莺莺,是绣像细笔勾勒的衣带当风、顾盼生姿的模样,而《铁流》中的革命军,则是版画里刀刀刻出的粗粝形象。插图,为文字在读者的想象中落下具象的脚印。

  如今,社交媒体上铺天盖地的图像信息已宣告“读图时代”的来临。非常奇怪的是,曾经作为大众文化的文学插图却渐渐消失了,渐渐跟手工刺绣、胶片影像一样,列入了“过去式”的小众文艺。

  与此同时,用电子设备代替纸笔的“数字插画”,也在迅速地“挤占”传统插图的市场空间。数字插画在国内的现况如何,它的出现究竟是加速文学插图的“灭亡”,还是为这个困境中的行业砸开一个出口?为此,本报记者专访了传统插图、数字插画领域的画家,以及相关的作家、出版人,共同探讨一个话题:读图时代,文学插图何去何从?

  无图无真相,插图为文字吊出鲜味

  鲁迅力挺,插图是帮助文字抵御时间侵蚀的“保鲜膜”

  画家贺友直:文字的主题基调确定插图的手法形式

  作家陈村:好插图既要与文字相关联,又不能喧宾夺主,作家与画家的沟通很重要

  在程乃珊所著的散文集《上海FASHION》中,有一节以调侃的文字写到某些女士的“作”,“主要表现为刁蛮无理、不珍惜不满足现状,或得寸进尺、得陇望蜀,而老要无端挑起事端。”旁边的书页上,画的是一位穿旗袍的女子,攥了手绢斜靠在椅背上掩面而泣,各色皮鞋踢了满地,却依然保持着两腿交错的优雅坐姿;静候在侧的男士一手提一只高跟鞋,笑得一脸无奈。寥寥数笔,一个“作”字的意趣全出,画上还题字数行:“作囡手里三张牌:一哭二闹三上吊。”实在是令人拊掌称妙。这样的插图配在文中,就好像红烧肉中加的桂皮、八角,虽然不唱主角,但全靠它们来吊出文字里头的鲜香味道。

  这幅“作囡”插图的作者,是中国当代美术史上的大师,如今已92岁高龄的连环画、插画家贺友直。贺友直从事美术创作大半个世纪,连环画《山乡巨变》是里程碑式的巨作,但他告诉记者,插图比连环画更难:“插图要从小说原著提炼东西,人物造型、画的感觉都要跟内文相吻合。”贺友直所作插图不胜枚举,大都采用线描技法,画风却不尽相同。与《上海FASHION》中松弛、幽默的笔触相异,贺老在儿童文学《蟋蟀》一书中的画法要稚趣、夸张许多,而在1960年代为长篇小说“火焰三部曲”之《火种》所配的插图,则采用中国传统的狭长构图,描绘极为细密,带有明清木板插图的韵味。他还指出,插图在画种形式上也不拘一格,如张德育所作《苦菜花》插图是水墨画,克拉甫兼珂绘制的《静静的顿河》插图是木刻版画,都相当精彩。“画插图,是主题基调确定手法形式,”贺老细细解说,“像黄永玉的《阿诗玛》插图,因为主体是民间文学、爱情故事,配图就采用版画的形式,具有装饰性,优美。”

  尽管如此,在许多人眼中,插图的作用不外乎阐释文义、装帧书籍,只是为文字做陪衬的“配角”。甚至有观点认为,文字应该拒绝图像,因为任何图像的出现都会限制文学的想象空间。对此,早在五四时期,鲁迅先生就表达了不同意。当时,他看到大部分青年画家“能作大幅油画,却不能作'末技'之插画”,忧心写道:“古人左图右史,现在只剩下一句话,看不见真相了。”用当今流行的说法,就是“无图无真相”。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鲁迅以自费出版的方式,向青年推介比亚兹莱、蕗谷虹儿等国外插画家的作品,且托人在苏联大费周章地寻觅小说插图。在他搜集并出版的一套《死魂灵》插图集中,鲁迅指出,过去的小说不论如何写实,时代风尚毕竟有了变迁,例如男子的风衣、女子的高髻、时髦的马拉篷车……“凡这些,倘使没有图画,是很难想象清楚的。”事实上,《傲慢与偏见》、《复活》等根据文学名著改编的电影,在选角、服饰、发式等方面都借鉴了原作的插图,有时甚至达到酷似的程度。放在历史的纵轴上看,插图不仅对文学没有损抑,反而是其传播链上不可或缺的一环。

  那么,文学与插图之间应如何平衡,才能相得益彰?在作家陈村看来,好插图的诞生首先需要好的文学作品,插图既要与文字内容相关联,又不能喧宾夺主。“所以作家与画家之间要沟通,这一点很重要。沟通对了,就可以干活了。”陈村著作《小说老子》的插图,就是作家本人与画家谢春彦反复沟通、交流后的结果。

  谢春彦则更倾向于用“翻译”来看待插图与文学的对应关系:“插图,就是用可视形象来翻译文本原作的意思。既然是翻译,首先要把文字读懂,既可以'直译',按图索骥地复现文字叙述的场景,也可以'意译',抓住文字的风骨,在内容上稍稍拐个弯。”他认为,两种“译法”都能产生好作品,却都极为不易,因为前者容易过分拘泥,后者容易信马由缰;画家作插图好似“戴着镣铐跳舞”,比创作独立的画作更具挑战。“一旦画好了,一张图往往能给原作增加不少兴味,弥补文字做不到的东西,表达画家独立的艺术精神。”

  从大众文化变为小众文艺,文学插图缘何遇冷

  作家赵丽宏:需给年轻插画者更多机会,打破作家、画家“私人定制”的怪圈

  画家谢春彦:出版社为节约成本,减少插图、压低报酬,插图业已然留不住人

  出版人李宏伟:“读图时代”图像过剩,文学插图不再成为大众需要

  事实上,插图在中国的发展由来已久,最早可以追溯至秦朝简帛上的原始手绘。《书林清话》中说:“古人以图书并称,凡书皆有图。”虽有夸张,但的确可以说明插图应用的普遍。尤其到了明清,图文并茂的戏曲小说成为最流行的“大众文化”,木版插图也进入了一个鼎盛时期。对于遍布各地的书肆刻坊来说,插图的画艺、雕工最是各自比拼的重点,不少大师级作品也在此间诞生,比如明末陈老莲所作《西厢记》绣像,清代改琦、王钊等画家陆续创作的《红楼梦》配图。

  而进入20世纪,西方插图的引入和印刷技术的发展,越发加速了中国插图艺术的蜕变和成熟。从鲁迅倡导的新木刻运动,到丰子恺、程十发、贺友直等一批大师的迭现,插图的发展进入了一个空前繁荣、活跃的“黄金时代”,其中上海更是群星璀璨的美术重镇。

  然而,近20年来,当互联网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人们生活的空间和时间,当社交媒体上铺天盖地的图像信息宣告“读图时代”的来临,非常奇怪的是,作为大众文化的文学插图却渐渐消失了,渐渐跟手工刺绣、胶片影像一样,列入“过去式”的小众文艺。目前能找到的插图新作,一部分是知名作家与画家之间小范围的“私人订制”,而剩下的,大多是草草应付的“流水作业”,正如贺友直痛斥的那样:“不同的小说,不同的画家,画的插图看起来都是一个样子。”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传统插图事业的突然寥落?对此,画家、出版人、作家都有话说。谢春彦曾为刘绍棠、王蒙等多位作家的作品画过插图,他感慨说道:“插图的传统如果断掉,我们的美术史也将是不完整的。我最近还跟许多画家朋友聊起,为什么近20年文学作品的插图不被重视,为什么如今没了以前的创作环境,出不了年轻一辈的'贺友直'?”谢春彦认为,这其中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是出版社为了节约成本,大幅减少插图。其次,画文学插图比画商品画更难,报酬却相当有限,作为一个“行当”,传统插图业已然留不住人。

  作家出版社编辑李宏伟却并不认同这样的看法。他指出,从出版方考虑来说,控制成本只是部分原因,而时下这个异彩纷呈的“读图时代”,反倒解释了插图“遇冷”的现象:“原先绣像本、插图本的流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们在图像匮乏的阶段满足了大众的需求。但现在,电影、电视、社交网络……到处都是图,我们身处一个'图像爆炸时代',读者对于书中图画的需求,反而没有那么强烈了。”

  在作家赵丽宏看来,插图业要真正复兴,必须打破作家、画家“私人定制”的怪圈,给更多年轻插画作者机会:“以前专门有一批为文学作品画插图的人,画着画着就出名了。但现在作家大都不乐意找无名的画师来插图,而很多知名画家又嫌画插图太费精力,插图这门画种就渐渐地衰弱了。”他告诉记者,自己曾有一本书,编辑请来插画的是浙江美院一位在读的研究生,画得非常好。“我们需要有更多人来倡导,培养年轻的插画家,给他们更多施展发挥的空间。”由赵丽宏担任主编的《上海文学》,十多年来一直坚持期期有插图,希望为文学插图保留一块常青、常新的“园地”。

  数字插画,也许闯出个海阔天空

  插画师Yippee:青春文学对数字插画需求量大,网站是主要的贸易市场

  画家徐增英:快餐文化、商品经济让数字插画多为“赶工品”,网上素材东拼西凑,艺术性堪忧

  画家张旺:数字插画是对传统插画艺术的丰富,而绝非取代

  在巨鹿路上梧桐掩映的石库门老屋中,贺友直跟记者分享了自己在2000年,赴法国安古雷高等图像学院授课的经历:上课第一天,贺老二话不说,徒手画了一张自画像,结果把台下学生都“镇”住了。“因为他们都不会用手画画,学校里教的是电脑画图。”贺老笑着回忆说,自己在课堂上边画边教,很快把其他班级的学生也吸引过来“围观”。

  贺老在安古雷高等图像学院引发的“风波”,其实折射出的是当下新、旧两种插画方式的更迭和碰撞。事实上,如今国内不少美术院校设有插画专业,学的几乎清一色都是数字插画,即用计算机、数位板等电子设备进行绘图。数字插画因其操作更便捷、成本更低廉,对传统插图的生存空间造成了极大的挤压。自由插画师Yippee曾经做过一段时间的杂志美编,非常熟悉数字插画的行业生态。她介绍说,当下青春文学类图书、杂志对数字插画的需求量相当大,而 “插画中国”等几个网站则是主要的贸易市场。数字插画也分不同风格,有水粉、线描、铅笔素描等。插画师将作品放上网站,美编“猎头者”们则从中挑选,联系作者“订购”。“一般是美编根据文章,给出相应的绘图意见。插画师动作快的话,3小时就能完成一幅图,不过之后还要跟美编一次次沟通、修改,过程很漫长。”Yippee从自身经验出发,觉得数字插画尽管比传统手绘少了些韵味,但便于电脑上修改,为美编、插画师节约了不少时间。

  在许多人眼中,高新科技的巨浪正在源源不断地扑击、侵蚀传统艺术的岸线,而数字插画,也是其中的浪花一朵。将数字插画放在艺术的对立面,与其现阶段质量参差不齐,以及人才培养的混乱不无关系。青年版画家徐增英坦言,目前的数字插画与手绘插画相比,在整体艺术水平上存在很大差距:“现在流行‘快餐文化’,数字插图也成了快消品。往往是今天接活,明年就要交,由不得你精雕细琢。很多人就从网上找些素材,拼拼凑凑,比较粗糙。”另外,在徐增英授课的高校中,插画作为课程设在平面设计专业内,而在中国美院、中央美院,插画专业分别隶属于动画系和版画系。专业划分的模糊,以及连带而来的师资安排、教学方向的种种分歧,都让插画新人的培养困难重重。然而,技术与艺术真的不能“兼容”吗?全新的数字科技带来的冲撞,在一些人看来,反而为困境中的插画业砸开了一个出口。南开大学副教授张旺是在插画界拥有大批“粉丝”的“明星画家”,在他为江南、今何在等作家创作的数百幅插图中,不论是清丽的水墨仕女,还是斑驳的壁画神魔,都透着极浓郁的古韵,而这些笔墨却都是用一种叫做“数位板”的电子设备绘成。面对说数字插图“粗糙”、“雷同”的诸种质疑,张旺回应:“问题不在于用哪种绘画形式,而是选择怎样的创作态度。数字绘画领域近年来涌现出大量优秀作品,也有了数量可观的受众。”他指出,因为薪酬少、时间紧而敷衍了事的插画家,在数字和传统绘画领域都同样存在,但真正优秀的插画师,无论用的是毛笔还是压感笔,都有能力把自己对原作的理解和对艺术的追求投入到创作中去。

  张旺认为,数字技术是对插画艺术的丰富,而绝非取代:“‘善工不择笔’,用什么笔画不是画呀?”他告诉记者,自己所学的专业是中国画和美学,在2002年第一次接触数位板之前,也一直用毛笔、颜料作画:“当年的传统绘画学习,成为了今天的数字绘画创作成功的前提。从宣纸毛笔到数位板和压感笔,工具的转换反而让我对传统绘画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和更大更自由的发挥空间。”张旺在创作之余,还主持“数字中国画创作研究中心”的教研工作,他相信,现代技术的蜕变和更新完全可以沿承传统,并为之注入更蓬勃的生命力。

 

    关键字:      责编:一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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